记者 梁白瑜 文/图

　　开篇说过永春人奔赴世界各地，足迹遍布全球。据1937年《崇道报》报，“估算华侨约为8万人，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强”；1954年首次全县普查显示，永春籍海外乡亲有10.8万余人，到1992年则约有74.5万，目前已超过120万人。

　　侨亲们，不论远游到哪里，心中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一轮明月。他们一代代人或出钱、或出力、或出钱又出力为家乡百姓谋福祉。据县侨办提供的数据，截止2012年底，侨亲们已捐资超过5.8亿元用于家乡修建学校、路桥、庙宇、医院等公益事业。其乡情浓浓，感人肺腑。

　　而百年来侨亲们为救乡、救灾不辞辛劳之义举同样感人至深。乡人之苦，虽非身受，却感同身受。子曰：“爱之，能勿劳乎？”（爱他，能不为他操劳吗？）是说也。

　　救灾：天灾无情 游子情深

郭其祥（郭志啓/供图）

林祖培（县图书馆/供图）

李俊承（来自网络）

1937年发行的救国公债（来自网络）

　　“当时华南各地，皆有土匪横行，到处杀害无辜，鱼肉乡民，永春诸乡在土匪的恐吓勒索和苛捐杂税的迫害下，原已生活困苦，后来土匪更藉接收省政府安抚之便，后改编为民军……天灾人祸，诸乡人民生活艰苦凄凉的程度，远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。”永春籍马来西亚知名画家李家耀（著名侨领李延年的二哥）曾有文记述上世纪20、30年代永春百姓的艰辛生活。

　　那时，以陈国辉（南安人）、吴威（仙游人）和尤赐福（永春人）等为首的多股民军夺我土地、扰我乡民，抽捐派饷，敲骨吸髓，弄得民不聊生。永春籍海外乡亲为家乡父老奔走呼号，这些行动称为“救乡运动”。

　　永春旅外同乡联合会

　　史载：1926年4月，郭其祥与郑振经、郑正言、林子坚等旅外青年及海外侨胞（在厦门）组织永春旅外同乡联合会，主持救乡运动。仙夹人郭其祥是旅外同乡联合会的核心人物，生于1894年。其性格豪爽，喜欢交朋友。他于1913年南渡马来半岛，在新加坡、蔴坡之间经商，扶弱抑强，爱打抱不平。该联合会在厦门出版《迫击报》（八开，每周一期），与地方军阀所掌控的《民治报》对阵，揭露陈国辉、吴威、尤赐福等祸害永春的罪行。“后吴威、尤赐福受编为新编军，通过海军司令林国赓将《迫击报》封闭。”

　　不止与民军针锋相对，郭其祥还曾直斥不称职的县长。“1927年，郭其祥获知永春县县长江练如至厦门，即亲到寓所，指责江练如任意勒派、鱼肉人民之罪。”江练如，长汀（一说邵武）人，1926年11月受时为北伐军第一军军长的何应钦任命，担任永春县长，第二年2月离开永春。

　　1930年夏，陈国辉重新占据永春，进攻湖洋民团。“郭其祥从厦门急奔仙游，求援于海军陆战队林寿国旅长。船至秀屿，改乘小艇，遇风艇覆，他在海中漂浮二时许。遇救后，抵达仙游，林寿国应其所请，派兵驰援，至鹁鸽岭而民团已败。湖洋被焚烧劫掠甚惨，难民数千逃至仙游等县。其祥即致电省府请求救济，省令林寿国就莆田、仙游、惠安三县收容安置。”

　　1932年5月8日，十九路军六十一师进驻永春，陈国辉调莆仙。11月，郭其祥出任永春县保卫团副团长，“不但未领公家俸给，且捐垫救乡费用达万余元。对家乡人民贫困境况，也多关注。他曾倡导乡亲种油桐数万株，并计划逐步推广至全县。”如今仙夹东里村的不少油桐可能就是那时种下的。

　　1934年旅外同乡联合会结会，随即成立永春旅厦同乡会继续为家乡作贡献。而刚40岁的郭其祥却积劳咯血，两年后在厦门逝世。

　　南洋永春同乡总会

　　不仅在厦门的旅外同乡联合会尽力救乡，远在南洋的永春同乡总会也同样牵挂家乡。据《永春县志》记载，“1928年，南洋各埠永春会馆代表在新加坡开会，决定成立南洋永春同乡总会，并推选王肃丹、李铁民、郑兼三、李家耀为代表，回国向福建省政府请愿，派正规军到永春平乱（指民军陈国辉）。”不料，此行却相当坎坷。

　　南洋永春同乡总会派出的3位代表（李铁民因事不能成行）起程到厦门，与厦门永春会馆的同乡往漳州见陆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，由张贞介绍去见在福州的省政府参议许卓然。本打算由许引见省长方声涛，为永春人民请愿。谁知，陈国辉也到福州，与郑兼三等代表同住一旅社，代表们的安全受到威胁，即返新加坡复命。但是，他们并没有放弃救乡。新、马各地永春会馆一边筹募经费，一边派郑兼三再回厦门并赞助张贞军费5万元，请其派兵。同年9月，张贞派黄克绳团进驻永春，郑兼三随军同回，并被推选为永春县长，10月，县长一职被闽侯人陈应魁取代。

　　不过，三个月后的1929年1月，永春各界就公推蓬壶乡美中村人林祖培任县长，“鉴於乡亲盛情难却，祖培即于春初自南洋返永就职。”

　　林祖培，1903年出生，192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，精通英语、日语。曾担任永春润中公学（1925年民军王荣钦、林怀瑜等倡办）校长。他对永德一带民军的骚扰争夺、派捐派饷，不时给予抨击，曾被江练如拘捕。“后经数百名群众、学生及各界代表到县府请愿，江练如怕引起众怒，始予释放。祖培被逼辞去校长职务，于次年春偕夫人南渡马来亚，先后任安顺中华学校、蔴坡中华学校校长。”《永春县志》载，出任县长后，林祖培推行地方民主自治，把全县划分为六个自治区，力图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造社会。他倡导兴办学校，鼓励农耕，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；受理民事纠纷案件，主持正义。而他自己不但薪金分文未取，还将自己在南洋执教的积蓄取出公用。

　　1929年秋，陈国辉再犯永春，祖培率部属退守湖洋，与之对抗，并向省求援。当时省府鞭长莫及，林祖培自叹回天无力，悲愤辞职。时任福建省主席方声涛器重他的才学，欲委任他职，林祖培婉言辞谢，说：“吾为梓里小民请命而来，非羡吏禄。”后受邀于著名侨领尤扬祖而再下南洋，但对家乡、对祖国的深情始终不减，“新中国成立，祖培自制并在自己家居的华侨区中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。”1961年，林祖培病逝于印尼。

　　“1932年4月，十九路军六十一师进驻永春，陈国辉调莆仙。海外侨胞纷纷函电十九路军控告陈国辉罪行，陈旋被十九路军拘捕，12月23日在福州东湖枪决。”至此，救乡运动获得成功。

　　救国公债

　　侨胞们不仅心系永春还胸怀祖国。永春籍侨胞李俊承等人捐购民国政府发行救国公债的义举影响重大。

　　“1937年，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80％。”《救国公债》显示，抗战伊始，国库空虚如是，无法维持巨额军费开支。1937年8月30日，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在南京制定《总动员计划大纲》：“发行救国公债，奖励国内人民及海外华侨尽力购买，指充军费”。其后在各地陆续发行救国公债、军需公债、同盟胜利公债以及乡镇公益储蓄券等金融类公债、筑路修堤等建设类公债。据统计，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，发行的公债共有18种之多，总计债券面额为150亿元法币、1亿元关金券、1000万英镑、2亿美元。

　　为抗战救国，1937年永春抗敌后援会劝募“救国公债”，获不少侨胞的响应。抗战伊始，仙夹的郑玉书（生于1887年，少时曾往菲律宾，后回国）出任国民政府海外劝募救国公债专员，前往印尼募集989万元。1937年11月，尤扬祖从印尼汇来1500元购买救国公债，同时汇来购公债者有尤士琛650元、潘世湖300元。“1938年6月，李俊承捐款10万元购买救国公债，拨给国立中央研究院，作为奖励基金。国民政府明令嘉奖。又汇款万元到鼓浪屿救济永春难民。”省市县各级史书都有此记载，可见其影响之大。

　　救灾：天灾无情 游子情深

　　“华侨出国，他们身在异域，心在家乡。”洪文洛曾在《永春侨汇史略》中说，“他们克勤克俭，一旦有些积蓄，便想方设法寄回家乡养活父母和妻儿。”而近百年来，家乡永春遭遇过多次灾难：米荒、疟疾、鼠疫……而每一回的救灾场面都可见侨亲们的身影。

曾天民（永春一中/供图）

刘向仁（国光中学/供图）

1940年11月5日《永春日报》关于华侨平粜的报道

　　米荒———平粜

　　“1925年，米价飞涨，担谷10.5元。华侨捐款回永春举办平粜。”

　　“1940年5月，发生米荒，斗米法币17元，为全省之冠。华侨捐款10万元，采沪米1733包，设华侨平粜会，举行平粜。”

　　“抗日战争期间，永春连续发生米荒，永春华侨筹集大批捐款，购买大米运回永春平粜，救济征人家属和在厦门鼓浪屿的永春难民。据《崇道报》报道：‘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，菲律宾、印尼苏甲巫眉、新加坡、马来亚的蔗坡、昔加挽、居銮、峇株巴辖、东甲等地侨胞捐买大米的汇款达6.37万元。’”

　　以上是《永春县志》中关于华侨捐款平粜的记载。

　　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：那时正常米价是多少？当时永春受灾情况如何？据1936年6月22日《崇道报》所报物价显示：“每斗米为1.18元。”闹米荒时，“米价高，高得老百姓买不起。”据五里街华岩社区百岁老人苏云回忆，最高时每斗超过20元，有时锅里的水开了，却没米下锅，“每次籴米半斤、一斤是常有的事，米价太高，没钱多籴。”

　　有史载，1937年12月，菲律宾永春同乡会汇回永春法币千元，作储粮防灾之用。同年发放难贫侨救济款4400万元（旧币），受益归侨难侨262户932人，侨眷30户81人。1938年11月，县救济难民会派李汉青到南洋募捐，南洋各地永春籍华侨捐款达法币15万元。

　　华侨们的平粜行动，除了县志外，《永春日报》也有报道。如，1940年11月5日有文《永民受益 平粜半年达八万元 华侨平粜会二期结束》：本县华侨平粜会，开会以来，已历半载。第一期于6月间结束，第二期于本月4日结束。现时各项手续，正赶催结册中。……所发贫户采米证二千七百余户，以二千七百户计，可获益八万三千余元。

　　另外还有1947年福建闹饥荒，这年8月旅越闽侨救济乡灾委员会捐赠5750包大米（其中200包分予永春）并于9月由“仲凯”轮运抵厦门，并由永春籍华侨颜子俊担任驻厦监赈团主任。

　　疟疾———奎宁

　　疟疾，俗称“打摆子”，病人常见忽冷忽热、上吐下泻。曾经，永春遭遇疟疾之苦。而1937、1938年疟疾肆虐尤为猖獗，海外侨胞多次捐购良药奎宁为家乡父老排忧解难。奎宁俗称金鸡纳霜，是当时抗疟疾最重要的药物，但价格异常昂贵（有传每粒须100元）且不易买到。

　　据县志载，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，归侨曾天民等人于8月1日组织了抗敌后援会，“11月，该会发函南洋各埠永春侨胞，捐购金鸡纳霜，以疗治在家乡肆虐的疟疾。”曾天民，1905生，湖洋人。3岁时，随母南渡马来亚寻父，1924年回国，1938年秋起两任永春中学（永春一中前身）校长。“当时，学生患疟疾病者甚多，他延聘庄志烈、黄贞明为校医，并购备大量金鸡纳霜等药物，做好医疗防治工作。”这位惠安人庄志烈与永春渊源颇深，他儿时随母亲到永春生活，“（1926年）永春疫病流行，患者甚多，求医无门，为状至惨。志烈于心不忍，出面与教会商议，由教会按月补助150元，维持开业，并改名为基督教永春医院，志烈任院长。”

　　1938年10月，永春旅外侨胞筹捐防灾款到汇11562元。11月，旅居印尼万鸦佬侨胞苏智贞（一说苏克惠）、刘向仁、尤扬祖等发动捐款金鸡纳霜丸37000粒，“托陈章经带回永春，以治疗疟疾之用。”苏智贞，苏克惠之父，北门内人。“青年时南渡印尼安汶，与邑人郑世允、尤扬祖创办公司，经营商业。平素对桑梓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多所关心。曾出资并发动侨胞捐款，修建永春中学校舍及赞助学校经费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受星马侨亲委托，办理本县赈灾平粜工作。”刘向仁，1904年出生于湖洋。1923年考进北京大学，1935年赴印尼泗水等地华侨学校任教。“七七”事变后参加当地抗日活动。太平洋事变后，举家回国，曾任永春力行中学（现永春四中）校长。

　　鼠疫———防疫

　　米荒、疟疾让乡人陷入困扰，而从清末就出现的鼠疫更是一波又一波让永春百姓恐慌。

　　“清光绪二十年（即1894年）城郊发现鼠疫。”县志记载，1926年7月，鼠疫流行，附城十里内死亡近千人。1937年5月，省政府在永春设立闽南防疫所永春分所。1939年5月，附城鼠疫流行，死亡200多人。1941年春夏之交，鼠疫流行。1946年春夏之交，鼠疫使得县城附近死亡约400人。直到1951年，为害永春57年的鼠疫才得以最终消灭。“1931年以后，达埔连续数年鼠疫流行，颜子俊捐资购买预防疫苗，供乡人免费注射。”

　　“鼠疫相当可怕，染上的人很快就会没命，更可怕的是它的传染性极强，有时一户、一个角落甚至一个村都因鼠疫而断了人烟。”祖籍吾峰镇梅林村的黄麒麟说，“当时医学不发达，也不懂为何会有这样的疫病，老百姓就是害怕。”鼠疫传播速度之快，也使其成为战争中恐怖的一种生物武器。据《永春鸣琴陈氏诗史之“十九世不幸因日本侵华时播鼠疫菌而卒的陈和州”》记载，陈和州于1941年6月26日傍晚卒于鼠疫，年仅三十余岁，而此次鼠疫竟为日本人投鼠菌造成。“1941年6月间，日本人的飞机数次俯冲扫射并投鼠疫菌。仅数日之后，永春县鼠疫便开始蔓延。……湖洋乡垵口村因鼠疫而成为废村。”

　　也就在这一年的“12月8日，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，南洋各地被日寇侵占后，侨汇断绝。”就算这般艰难，海外侨胞们依旧心系家乡，县志载，“旅居新加坡侨领陈承丕、林光纯、郑天送各捐法币500万元，计1500万元，作为防疫之用。”陈承丕，岵山镇南石村人，曾任新加坡永春会馆主席。

　　永春籍华侨救灾总在人先，不仅急永春之所急，全省乃至全国都在他们的心中。

　　比如“清同治年间(1862～1874年)，朝廷开始颁赐官衔奖励捐资国内慈善赈灾的华侨，……著名的有陈明水、陈若锦、李清渊、曾天眷、李功藏、郑安邦等100余人。”（据《福建省志》载）此中陈明水、陈若锦、李清渊、郑安邦均为永春籍。

　　此外，1938年5月厦门沦陷，郑玉书与菲律宾、香港乡亲组织难民救济会，被推为会长，收容逃港难民2217人。之后，福建发生米荒，他与爱国侨胞捐款购运大米九万余包回闽平粜；疟疾为灾，两次向印尼侨胞募捐金鸡纳霜入闽施赠。而1948年6月18日，福建遭遇重大水灾，灾情波及全省52个县市，受灾人口200多万，郑玉书又捐款法币10亿元，其妹郑金草也捐出法币1亿元。1989年夏泉州台风暴雨成灾，旅外乡亲慷慨解囊，踊跃捐资，并协助泉州灾区修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、道路和海堤。1990年6月，泉州地区水灾，旅外泉属同乡会再度发动捐款救灾。

　　参考资料：《永春县志》、《泉州市志》、《福建省志》、《永春文史资料》、《浅析海外侨汇对移民母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》、《帝国的回忆——<纽约时报>晚清观察记》、《1997年～2006年永春县鼠疫监测结果分析》、《李延年：从商人到华团领袖》、《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开展农民运动：陈其挥在永春》、《救国公债》等。

　　特别感谢县外侨办提供相关数据及资料。